艰难岁月，北大荒安下家
1955年，一阵政治上的急风暴雨突然降临到丁玲头上。年底，她被无端地打成“丁(玲)陈(企霞)反党集团”的黑头目之一。1957年，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，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。在等候接受组织处理的日子里，我们有精神准备，不管到哪里去都不害怕，都不亏心，只要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。
今后我们怎么办呢？我考虑：过去丁玲是以写作，以文艺活动与社会发生联系，反映她的社会存在。现在呢，我们被开除党籍，被踢出文坛，自然想到了去东北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改变我们的社会存在，改变我们跟社会的联系方式。这个想法很自觉，也很坚决。
对我的处罚决定先下来了——到黑龙江密山监督劳动，三天后到北京郊区双桥农场报到。我和丁玲仔细商量，理智而冷静地决定：我先到东北去探路，看看那里环境、气候怎么样，她再请组织批准，随后也去东北。我们约定，这宝贵的三天，谁也不掉眼泪，积极做好行前的准备，我痛痛快快地走，她安安心心地留。谈定以后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，离别是痛苦的，但内心却是坦然的。
我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，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，打井、盖房子，干从没干过的活。丁玲1958年6月到密山，在王震同志亲自过问和安排下，7月初，她和我一起到汤原农场，在北大荒安下家。
在农场，我跟丁玲的粮食标准每人每月31斤，我们吃不完。到地里干活，大家都是自己带去的中饭，开饭的时候，是我吹哨子，我看到一个工人，河南人，用一个小手绢包着四个小馒头，他的眼睛都水肿成了一条线。他吃不饱。我看到这个样子，就跟丁玲商量，把我们多余的粮食，支援他一些。有一次丁玲和一些姑娘们下地摘野菜，预备过冬给鸡吃，，碰到大雨，淋湿了回来，还是高高兴兴，一点儿也不担心要着凉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健康。
当然，刚去的时候，我们要过生活关，这里面的曲折多啦！首先精神不能垮，我那时40多岁，丁玲比我受的伤害多，年纪比我大，我得照顾她。我觉得北大荒的空气好，对她的身体有好处。我想，只要有人能待得住，我们就能生存。
1975年5月，陈明与丁玲在山西长治嶂头村劫后重逢
劫后重逢，甘居山野度晚年
“文革”时期，我与丁玲被关进秦城监狱，一关便是五年。1975年5月的一天，管理人员严肃地对我说：“中央决定将你释放。”我便脱口而出：“丁玲呢？”那人回答：“丁玲，没有发现新问题，在狱中态度好。因为岁数大了，身体有病，中央决定不再分配工作，安排她到山西省的长治，每月给80元生活费，国家养起来。”我还在迟疑，那人接着说：“你也到长治，你们两个一起去。”
1975年5月22日，我到嶂头村时，已经是傍晚了。丁玲先一天已经到了，她从住的地方走出来，走到大门口，我们见着了。我们分别已经六年了，劫后重逢啊！我一看，她老了，讲话声音也老了。丁玲第一句话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地方好！”我说：“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！”我们俩就紧紧握着手往屋子里面走。
长治市革委会的人把我们交给公社了，让我们先住下来。当天晚上我和丁玲没有畅谈，我们很累了，只是谈谈相互的身体，丁玲也不希望一下子就诉她的那些苦处。我们暂时住在一个姓李的社员家里，当时什么都没有。
大概是1976年底的时候，有一个保管员告诉我们有一处房子，叫我们去看看。那是一所大宅院，就在我们原来住的房子的后面，有三间房，前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，院子里还有几株苹果树、核桃树。原来的房主老两口都死了，现在房子空着，大队当储藏室。我们看了，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，找到大队的干部说，你们别给我们盖新房了，就把那三间房修一修，我们就住这个地方，这样，不需要太多的木料，也不费太多的钱。
1977年8月，房子修好了，在原有的三间房两边又加盖了两间。这样，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这五间房子都是北屋。中间的三间，两间作我们的活动室，平时我们两个人吃饭、听广播、看电视、接待客人什么的；一小间作我们的卧室，同时也是写作的屋子，当中放个小桌子、椅子，两边一边一个铺，就占满了。
我们自己在园子里也种点菜。我种了山药，丁玲有糖尿病，吃山药好。我们养了14只母鸡，一个大公鸡，丁玲过去在畜牧队养过鸡。我们买了铁丝网把它们围起来，墙角底下给它挖个洞，鸡要下蛋就到里面去下。
我们那个厕所通到外面的公共厕所，里面用砖头砌起来，可以用水冲。大队在山顶上搞一个水库，从那个水库通管子一直通到下面来，我们的新家就在马路边上，有一根管子通到家里来，我装在水缸里头，所以用水也很方便。我们是长治久安呐，想在那里长住下来了。
丁玲岁数大了，还要在家里写东西。我写了一首诗给她，她就躺在炕上，我念给她听：
“满头银发胜少年，药不离口心常甜。泰山压顶步履健，葵花向阳色更鲜。太行山麓湘楠木，笑迎春色满人间。数不尽的风浪险，一部春秋乐晚年。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，惊喜不断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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